1949年的上海黄浦江边码头空逼多，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上海城里乱作一团。
有人往台湾跑，有人在原地观望，还有人趁着最后的时间把能带走的全往船上搬。
可62岁的银行家李铭却没这么干。
他去银行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把账目整理清楚，资产逐项移交。
存款是存款，票据是票据，房产是房产，一笔一笔写明白，全部家当价值800亿，原封不动地留在了大陆。
自己收拾的那200根金条，是他这些年攒下的私人积蓄。
他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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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日本学回来的银行管理
李铭1887年生在浙江绍兴，家里是做钱庄的。
钱庄那年头是门祖传的生意，靠的是地方人脉和口碑。
李铭的父辈就是这么过来的，在一个小圈子里收收存款、放放款项、兑换银钱，世代如此。换一般人，顺着这条路走下去也不算差。
李铭不是个安分的主，15岁被家里送去杭州念新式学堂，接触了一批从西方传进来的课程和思想。
1905年，他17岁，下决心东渡日本。进的是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专门学银行学。
这所学校在日本是专门培养金融人才的地方，课程全按欧洲现代银行体系来设计，不是中国钱庄那套打算盘的路数，讲的是账务体系、风险控制、外汇结算、国际贸易融资这些东西。
光念书还不够，他还专门去横滨正金银行实习了一段时间。
横滨正金银行是日本在亚洲最重要的外汇专业银行，往来对手全是欧美大型金融机构，业务全部按照国际标准操作。
李铭在那里实打实地跑了一圈，才算真正摸到了现代银行业的门道。
1910年回国，1911年参与接管浙江银行，次年出任上海分行经理。
在官商合办的体系里干了十几年，他觉得这套体制太拖累人，1923年索性自立门户，创了浙江实业银行。
银行开起来之后，他做了一件在当时中国几乎没人见过的事：把信用证制度引进来。
所谓信用证，说白了就是让银行做中间担保人，买卖双方通过银行来完成货款的条件释放，而不是靠关系赊账或者先付全款。
这套东西在欧美的外贸体系里已经是标准操作，在中国的进出口圈子里几乎是空白。
李铭把它推开之后，上海做外贸的商人立刻嗅到了好处——风险低了、交易规模可以放大、跟外国买家谈判也更有底气。
浙江实业银行的外贸业务就这么起来了。
他的客户方向也跟别家不一样。他主攻外资企业贷款，理由简单：外资企业还款信用有保证，赚回来的还是外汇，稳！
同期很多中国银行在盲目冲规模，靠关系放款，坏账一堆。浙江实业银行守着这批客户，到1936年存款规模达到5600万元，全国排名第七。
当“汉奸”——他直接拒绝
1937年，日军打进上海。
淞沪会战打了三个月，最终上海沦陷。日本人扶起汪精卫，建了一套汪伪政权，开始在沦陷区铺开经济控制。
金融系统是他们最先下手的地方，因为银行系统一控制，物价、信贷、老百姓手里的钱全都能掌握。
周佛海来找李铭了。
周佛海那时候是汪伪的财政部长，是个在官场上混了多年的人，上来先客气，请李铭出山主持金融工作，许官位，给好处，态度不可谓不诚恳。
李铭没有绕弯子，直接拒绝。
周佛海没死心，换着法子来谈了几次。日本那边也施了压，话里话外是：不配合，后果自负。
李铭的回应还是拒绝，然后是离开。
1941年，他通过美国领事馆的协助，秘密出走上海，辗转去了纽约，那年他54岁。
在自己经营了几十年的城市里，他一没投降，二没躲进租界苟且，选了最难走的一条路：流亡！
在纽约的四年，他没有闲着。国民政府在重庆，知道他的立场，邀请他以中国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会议。
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前后，一系列国际金融秩序谈判密集进行，李铭作为中方代表坐到了谈判桌边，参与讨论战后国际货币框架的构建。
一个上海来的私人银行家，跟各国代表同桌谈战后金融格局，这件事本身说明他在国际金融圈的分量。
这四年的积累，股票投资平台也让他在香港的那批欧美金融机构里建立了直接的私人联系，这些关系后来在他香港创业时派上了用处。
1946年，抗战结束，他回到上海，着手重整浙江实业银行。
金圆券这一刀伤在哪
李铭回来看到的上海，跟他走之前不是一回事了。
八年战争把经济基础打得七零八落，物价像脱了缰的马，各地的货币秩序乱成一锅粥。
国民政府为了应对财政窟窿，先是拼命印法币，印到后来法币已经形同废纸，老百姓买几斤米要拎一麻袋钞票出门。
1948年，政府推出金圆券改革。
方案设计听起来逻辑完整：废掉旧法币，发行新的金圆券，规定它与黄金、外汇的固定兑换比率，同时强制要求民间上交黄金和外汇，不准私藏。
问题在于，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黄金储备和外汇储备来支撑这套承诺。
政策一推出，短短几个月，金圆券开始迅速贬值。到1949年初，金圆券已经跌成废纸。
上海、南京、广州各地，老百姓把家里的黄金乖乖交出去换成金圆券，又亲眼看着那些纸变得一文不值。银行系统里，存款实际价值蒸发，信用崩盘，挤兑风潮一波接一波。
李铭亲眼看着这一切发生。
他在金融行业干了几十年，对这套体系的运行规律比任何人都清楚。他知道，信用这个东西一旦崩了，不是换个货币名称、重新发一批纸就能修复的。
金圆券改革的失败，根子不在技术层面出了什么问题，是政治权力在强行覆盖本该遵守基本规律的金融秩序，是政府用行政手段逼着整个市场接受一套根本没有支撑的承诺。
这让他彻底寒了心。
他不是没打算继续撑下去。浙江实业银行是他几十年的心血，从创办到做到全国前十，中间经历了军阀混战、日本入侵、货币动荡，他都没把银行搞垮。
这一次他清楚地意识到，一个职业银行家能在规则框架里做的事情，在一个规则随时可以被推翻的环境里，空间会越来越窄。
1949年初，局势已经基本明朗。解放军过了长江，直扑上海，城里的人各自做着各自的盘算。
200根金条的去向
离开上海之前，李铭做了一件在当时算不寻常的事。
他进银行，把账目逐项整理，资产移交清楚。存款总额是多少，票据账面值是多少，房产在哪里，设备怎么登记，清清楚楚，一分一厘都记在册子上，原封不动地交出去。
他没有卷走存款，没有提前把账上的钱换成黄金，没有利用自己的职位给自己多留一分。
他自己带走的200根金条，是他这几十年从薪资和分红里一点点积攒下来的私人存款，性质跟银行账上的钱完全不同。
这一点他分得很清楚。他后来对身边的人说过，那些存款是储户的钱，不是他的，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变，这笔钱的归属不该变。
离开之后，他没有去台湾，也没有留在大陆。
他选了香港。
香港在那个时间点有它的特殊性。英国人在那里维持着一套相对稳定的法律秩序，金融业有它自己的规则在运转，不属于国共任何一方的直接管辖。
元股证券:ygzq.hk对于李铭来说，这是一个他能按照自己认定的规则继续做事的地方。
到了香港，他没有歇着。1949年，62岁的李铭在香港创办浙江第一商业银行，从零开始。
重新拉存款、搭团队、建客户关系，这些事他在上海已经做过一遍了，到了香港，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市场里再做一遍。
那年头从大陆过来香港的工商业移民很多，带着资产，需要一家懂内地商业规则、又能对接国际金融体系的银行。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在这批人中间打开了局面，稳步扎根。
1966年，李铭在香港去世，享年79岁。
他这一生没当过官，没在任何政权的框架下谋求保护，没有用政治关系给自己的生意撑腰，走到哪里都是一个职业银行家的身份。
200根金条是他个人的清白，800亿留在原地是他对储户最后的交代。这两件事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李铭！
资料来源
《民国银行业发展史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9月
《近代上海金融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4月
《金圆券改革与国民政府财政危机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
《浙江近代工商金融人物志》——浙江人民出版社空逼多，20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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